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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双鞋亏3美元还要接单 中国制造面临多重考验

时间:2017年02月27日来源:亚洲纺织联盟作者:

 “为什么每双鞋亏3美元还要接订单?”记者问老唐。“为了让企业能正常运转下去。”老唐回答,一个创立接近30年的工厂,简直“想死也死不起”。这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台湾迁徙来广东的制鞋厂,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

  “为什么每双鞋亏3美元还要接订单?”记者问老唐。“为了让企业能正常运转下去。”老唐回答,一个创立接近30年的工厂,简直“想死也死不起”。这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台湾迁徙来广东的制鞋厂,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

  这里有很多工龄10年以上的员工,一旦关闭工厂,企业要一次性赔付大笔补偿金。所以,老唐的流水线必须一直转下去。过去几个月,大量美国订单被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于老唐来说,这时候哪怕亏钱的订单也得接了。

  TCL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告诉记者,由于人力成本因素,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正在发生。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在陆续推出工业复兴计划。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告诉记者,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非常便宜,现在当地已经聚集了一批中国企业。


  但李东生认为,至少在目前,中国工业仍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都很突出。另外,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跃林认为,中国制造最难被超越的优势,是工业体系的完整。以硅行业为例,从最上游的硅矿,到最下游的硅酮密封胶、纳米硅添加剂,在中国都可以找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为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局势,中国已经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纲要,从政府近期对制造业的态度上来看,未来也一定会在政策上有所倾斜。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仅就国内而言,中国制造还面临多重考验。

  第一重竞争来自于各梯次产业之间,除了人才更喜欢互联网、金融等企业外,在吸引资本方面,制造业在与其他产业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浙江义乌华鸿控股集团副总经理马金才向记者抱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说了好多年了,但这两年并没有明显改善”。据他介绍,目前银行在给制造业企业贷款时,利率一般会在基准利率上上浮20%~30%。并且银行一般还要求贷款企业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保持一定存款余额,甚至买一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因此,企业最终贷款的实际利率比名义利率高很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的研究显示,从2011年以来,银行实际贷款利率一直高于中国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率,这意味着“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这也是(实体企业)投资下行的主要原因”。

  第二重考验来源于产业本身,过剩的产能、无序的竞争都在影响行业和企业发展。宋志平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经有过一场对话。王健林说:“你们建材企业真不错,这些年房价翻了好多倍,但水泥没怎么涨价。”

  “不是没涨价,比起20年前,每吨水泥的价格还降了100元。”宋志平苦笑。

  尽管中国建材已成为全球水泥老大,但在这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里,它仍然没有定价权。同样,作为中国建材的控股子公司,北新建材在中国石膏板市场上拥有50%的市场份额,但它仍然要与作坊式的企业进行价格战,后者受制于资金、技术实力,往往只能通过压缩成本,甚至是假冒伪劣来赚钱。北新建材集团董事长王兵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假冒伪劣者难以生存,让优质企业得以发展。

  “有时候,企业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义乌市佛堂镇工业园区企业办公室主任毛剑告诉记者,一件内衣成本5美元,A企业报价6美元,B企业就会报5美元,C企业马上报4.5美元。“最可气的是,ABC三家公司的老板还互相认识。”对于小微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毛剑感到很无奈。

  但让很多大企业感到困惑的是,自身的生存环境甚至不如小企业。例如富士康,作为受关注度极高的企业,富士康在社保费用的缴纳、加班时长的控制方面极守规矩,但小企业很喜欢在这方面钻空子。这便导致,虽然富士康的基本薪资比其他家高,但工人最终拿到手的现金收入却不具备竞争力。

  第三重考验来自于税费改革。王立在2015年开办了第二家工厂,原因是之前的企业年产值已经超过5000万元以上,按照规定,应该纳入重点税源监控名单。在计算之后,王立决定把企业“由大变小”,由此消失在政府的关注视线里。

  “好多企业说的合理避税,我觉得就是逃税,因为不逃根本就没钱赚,即便这样,我现在几乎都没有净利可赚。”王立表示。

  在诸斌看来,对税收最敏感的是那些中小企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有不同的税率设定,“现在税率上对小微企业有一个特殊的考量,那么针对中小型企业也可以依次做出相关的调整,另外则是那些大型的、运营比较稳定的。”诸斌指出,这样分层次地进行税率调整,也会更有针对性。

  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但距离这个目标中国制造还需要跨越很多道关隘,这同时也考验着监管层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艺术,如何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给企业减负,以及如何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支持好企业发展,如何在引领全球化的同时将高端制造业留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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