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4月16日，韩国媒体《The Investor》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受正在酝酿中的中美贸易战的影响，韩国两大科技巨头三星和LG可能被迫关闭其在中国的LCD电视机工厂。三星和LG在中国LCD电视工厂生产的40英寸至50英寸电视机被出口到美国市场。由于美国可能向来自中国的电视机产品征收高关税。这两家公司酝酿是否要关闭工厂。目前中美贸易摩擦仍在发酵中。
从3月23日开始，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中国迅速做出反制回应，宣布对自美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表示，将根据《对外贸易法》相关规定，对美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
对此，中美双方需要冷静分析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从而采取必要措施，有效阻止冲突升级，探寻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中美贸易统计误差
从数据上看，中美贸易存在不平衡。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6359.7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303.7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4%；美国自中国进口5056.0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6%，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3752.3亿美元，同比增长8.1%，贸易失衡情况比较严重。
按照美方统计，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运输设备中，航空航天器出口162.7亿美元，增长11.6%；车辆及其零附件出口131.8亿美元，增长19.4%。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2017年进口2566.3亿美元，占美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50.8%。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居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的第二、第三和第四位。
实际上，由于中美两国的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不同，双方公布的贸易数据有很大差异。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4298亿美元，从美国进口1539亿美元，中美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这比美国发布的美中贸易逆差数字少了994亿美元，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包括统计差异、转口贸易、服务贸易等。
2015年，经合组织（OECD）曾公布过2011年美国货物和服务贸易的不同测算结果，其中，美国公布的中美贸易逆差是2750亿美元，而基于价值增值方法评估的两国逆差为1790亿美元。这一测算结果与中国商务部的数据较为相近。
再考虑到中国加工贸易在全球对外贸易中占有较高比率，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有相当规模是跨国公司（包括美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据中国统计，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61%来自加工贸易，以增加值口径统计的中美贸易顺差，比以总值口径统计的降低44.4%，中美贸易失衡的真实情况，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
中美贸易不平衡症结
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对美国存在较大顺差，这反映了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的自愿选择，而非政府干预的结果。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分工的不同。过去近40年里，中国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大量产品在中国加工组装后再向美国出口。而美国的经济已发展到后工业化时代，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例明显提高，制造业萎缩，进口需求自然大幅增长。虽然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大大增加，但货物贸易依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约占世界总贸易额的80%。因此，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是全球生产格局演变的必然结果，逆差反映的不是美国整体经济的衰弱，而是美国产业结构变化中制造业的相对萎缩。
美国常常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高技术产品出口，近年来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越来越多，据报道，美国列入禁止对华出口的商品目录清单达7000页之多，在中国进口的高技术产品中美国的占比越来越低，人为加剧了双方贸易不平衡。
美国长期的低储蓄率。美国的文化是提前消费、借钱消费，储蓄率极低，2017年前三季度，美国净储蓄率分别为1.9%、1.7%、2.2%，几乎是全球最低的。在低储蓄率的情况下，必然出现贸易逆差，美国不仅和中国有贸易逆差，和全球102个国家都是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是其国内总需求大于总供应的结果，与其国内宏观经济状况有关，这是自身经济结构失衡而不是双边贸易失衡。
维持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需要。美元作为国际支付货币，也决定了美国必须要保持比较大的贸易逆差，才能维持美元国际支付货币的地位。全球超过65%的外汇储备是美元储备，全球超过80种货币的汇率与美元挂钩或固定，全球外汇市场近80%的交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各国都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金融避险货币和交易结算货币，必然导致美元在海外大量沉淀，美国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长期贸易逆差。
总之，中美贸易的本质，是两国利用各自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交换的市场行为，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了两国间的贸易往来，两大经济体的紧密依存关系已经形成，全球化的大门一旦打开，就难以再关上了。
中美贸易冲突的解决之道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差异性很大，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体系中位置也不同，不能简单粗暴地通过加征关税手段来解决这个复杂问题。
1930年胡佛总统为应对美国经济危机，签署了臭名昭著的贸易保护主义法案--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对超过20000种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最高关税比率接近60%。美国宣布提高关税之后，贸易伙伴纷纷采取报复性关税措施，引发惨烈的全球贸易战。从1929年到1933年，受各国纷纷提高关税影响，美国进口降低了66%，出口也降低了61%，全球贸易规模缩减2/3。历史悲剧不应重演，中美双方都应冷静下来，重归对话谈判轨道，通过加强改革、扩大开放，逐步化解贸易不平衡问题。
美国贸易逆差，是美元所具有的国际货币地位支撑其国内长期的低储蓄率、高赤字率的必然结果。挑起贸易冲突，遏制中国发展，有违一个负责任大国维护国际治理秩序的根本准则。美国应积极调整自身经济结构，以解其困境。
一是提高储蓄率。特朗普政府要正确认识储蓄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贸易问题不能通过关税解决，应该通过制定鼓励储蓄的政策，提高储蓄率，同时削减政府赤字，才有可能实现减少贸易逆差和对海外资本流入的依赖。
二是加大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特朗普一直宣称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工作，损害了美国利益，导致美国人均收入下降等问题，其实美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是其内部系统出现了问题。教育是改进国民收入最重要的长期性因素，但美国政府近年来对基础教育的支持力度是下降的。另外，多年来美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欠账太多，设施老化、生活不便等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亟需加大在交通基础设施、移动支付等互联网设施方面的投资力度，提升美国社会的运行效率。
三是加强宏观政策协调性。特朗普政府的很多政策目标都是相互矛盾的。比如，未来一段时间，美联储将继续实施加息、缩表和减税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将引发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进而导致美元升值，造成更大的贸易逆差，这与特朗普试图降低贸易赤字的目标相背离。
中国有力还击是必要的，但也要维护稳定大局。面对特朗普的无理挑衅，中国的强硬态度是自然反应，中国提出的对等反制措施也是有礼有节，并未关闭对话谈判的大门，但也不能让这次贸易冲突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部署。
从中国角度看，也必须着眼于长远，逐步降低对美国出口市场依赖和减少对美国贸易顺差。一是扩大从美国进口；二是扩大对美国服务业开放，特别是扩大金融服务业开放；三星拓展非美出口市场，将对美出口转向对其他地区出口；四是将一些对美出口的生产加工企业转移到海外，如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间接出口到美国；五是挖掘内需市场潜力，推动“出口转内销”，让境内消费者享受到价廉物美的出口商品；六是发展“进口替代”产业，减少对高科技产品进口依赖，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多管齐下，稳步推进。
习近平主席4月10日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对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举措，极大提振了世界对中国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展示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
中美贸易冲突仍然充满变数。美国提出的500亿美元的清单要得到落实需要通过法律程序，最终结果有待观察，中美两国有充足的时间回到谈判桌前，化干戈为玉帛。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宣示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心，特朗普总统也立即发网文评价，中美两国互利共赢的基础仍在，需要双方拿出足够的智慧、体现和解的诚意，妥善化解分歧。（作者徐洪才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研究员，陈妍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