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期偏弱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发布后，英国《经济学家》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速度不代表一切》的文章。文章称，虽然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其现代性特征却更加明显”。
中国过去数十年取得的经济奇迹，得益于人口红利、资源红利、资本红利、以及从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加入世贸组织拥抱全球化的制度红利等一系列促因。
“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时间长达30年之久，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中国的成就，是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成果的双重体现。”——日本《世界经济评论》的一篇文章这样归纳。
但发展总有成本。时至今日，与中国经济繁荣伴生的问题也日益显现，“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挑战已经来临。世界银行在其《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列举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生产力下降、基建及其他投资收益衰减等诸多变化。
美国《财富》杂志主笔戴维·惠特福德在《中国如今去向何方》一文中这样说：“中国的增长已经进入关键阶段，经济学家们将其称为‘中等收入转型’阶段。”
转型，就是辞旧迎新，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而升级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中国经济的质变。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著作《新结构经济学》中提出这样的思想：在一个动态过程中，需要着力推动要素禀赋结构的不断演进，以有利于一个国家，特别是后进国家竞争力的提升。
美国战略管理大师迈克尔·波特曾说，他“目前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新挑战，即如何从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循环中走出来”。他认为，决定核心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来自创造”而不是“与生俱来”。
这些学者的理论视角，与中国政府的战略前瞻与政策安排相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面临的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中国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新一届政府也正着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同步发展。
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阶段的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突出等问题亟待解决。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认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除了丧失劳动力成本优势和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结构性改革这些全球共有的问题外，中国还面临三个特殊挑战：经济规模巨大，发达经济体疲软造成的外部需求萎缩，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地位不断上升中需要对国内和全球议程做出平衡。
不过，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正在不同领域中、不同程度上体现出新的变化。一季度数据显示，与投资相比，消费对经济增长作出了更大贡献。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三个季度中，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超过了工业，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经济学家》的文章分析说：两大令人鼓舞的趋势对中国的未来可能非常重要，服务和消费正相互加强力量。服务业更具劳动密集型特征，因此它的增长促进了工资和家庭收入的提高，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而消费的增加反过来也会带动服务业发展。
环顾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化，还可以看出，随着各类成本的增加，中国的地位从“制造中心”逐渐转向“集聚中心”和“市场中心”。这正是中国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演进的“因与果”。而且，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包括苹果、三星在内的智能手机最大市场，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4亿。这些因素推动着知识与信息等“新经济”模式高速发展。“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要素的综合优势正在形成正向循环，将中国经济推向更高层次。俄罗斯观察人士赛义德·哈尔穆尔佐耶夫在《中国准备世界性变革》一文中说，“有理由认为，中国经济正步入有别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倘若能完成从现有的工业化模式转向创新型后工业化模式的任务，世界将发生180度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