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讯(记者沈杨) “国服”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形象和政治符号。
历史上，各国统治者都很重视服装的政治含义和社会管理功能。尤其是中国，这方面更加突出。《易经?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历来朝代更替，首先易服，重新制定服饰制度，规定君臣及各级官员的穿戴。
“国服”一语最初出自辽代，是相对于中原汉民族服饰，对契丹族官吏服饰的称谓(辽代初期，贵族礼服分为二式：“汉服”和“国服”，汉服又称“南班服制”，“国服”又称“北班服制”。)
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陆续进入民主社会，传统的服饰制度退出历史舞台。西方服饰文化也随着西方强国的殖民扩张，与先进的科学技术一起在全球范围普及。除少数国家仍部分地保持着传统的民族服饰外，大多被西方服饰文化同化，形成现在这种不分国籍和民族的国际通用服饰。服饰上的国际同化大大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同时也适应于大批量工业化生产和销售，大大加快了流行的速度，缩短了流行周期，促进了经济增长。从一个侧面为全球经济一体化铺平了道路。但另一方面，这种同化现象也摧毁了许多服饰文化，使服饰产品出现同质化，缺乏个性和文化特征，与人民不断增长的、强调自我的个性化需求形成矛盾和反差。于是，各国设计师都把目光聚焦于富有个性的民族服饰文化上，研究、保护、弘扬那些被历史抛弃的传统服饰文化和濒临灭绝的少数民族服饰文化。从中汲取灵感，挖掘思想，创新形式和内容，推出风格独特、个性突出的新设计。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衣生活质量逐步进入小康阶段。人们在穿着方面越来越讲究，民族自信心极大提高。于是，也开始不满足目前这种国际服一统天下的局面。特别是在一些国际礼仪场合，总觉得缺少装备自己的能代表国格的礼服。“国服”的概念可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又一次被提出来——前几年，就曾在学术界发起过关于“国服”的讨论。当然，这里说的“国服”与最初辽代的“国服”显然含义不同。
一般来讲，要成为“国服”，首先要得到本国绝大多数民众的认可，这种认可不是靠行政命令或某种规章制度的强制，而要与国民的民族性格、民族利益、价值取向相吻合，这有一个历史积累的过程，也需要一个历史的机遇，是一个民族自己的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次，还要得到周边国家甚至是敌对国家的承认，这是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同民族文化差异性的体现。服装作为一种非语言性的信息传达媒体，以其具体的视觉形态对不同群体的人进行标识性的区别;另外，要成为“国服”，还要与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相关，一定是某位或某些历史人物在某种目的驱使下带头穿用，又因某些决定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而被历史地启用、发展、弘扬和普及，最后成了这个国家最具文化特征的代表性装束，因而，也就形成鲜明的甚至是强烈的排他性。
从这三个层面看，我认为：只有中山装和旗袍具有作为“国服”的资格。
中山装实际上是一种西式男装，是孙中山先生吸纳日本学生装和陆军士官服的特点，与侨居横滨的宁波裁缝一起设计试制出来的。而日本陆军士官服又源自西方的军服(日本的军服于1867年模仿法国教官的立领制服，1886年又模仿德国军服，均为立领。一直到1925年以后，才将立领改为直翻领)。可见，中山装其实是西方服饰文化东传的结果。但随着20世纪前半叶中国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中叶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山装不仅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得到空前的普及。冷战时期，欧美称中山装为“毛泽东式”，日本称之为“人民服”。也就是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洗礼，这种源自西方军服的中山装已经被中国化了，成了中华民族新的象征和一种政治符号。
旗袍本是满族人的袍服，在清代是不允许汉族穿用的。清王朝被推翻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旗袍逐渐吸收西方服饰文化理念和时尚潮流，以崭新的面貌得到国人青睐，在国内各大城市上流社会和一般市民当中大范围普及，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被国际公认为chinese dress。直到目前，还没有哪种传统衣服能取代其地位。
一说到“国服”，大家立刻会想到日本人的“和服”，韩国人的“韩服”(但在日韩是否称其为“国服”尚不清楚)。无论是和服、韩服，还是旗袍，这些可被称为“国服”的都是离现代最近的传统服饰。也就是说，很难从远离现代的中古或远古传统中去寻找符合现代人生活需求的“国服”。
另外，拿旗袍与和服、韩服相比，也会发现旗袍具有一定的优势：
1、从使用功能上看，旗袍是一件前开式的连衣裙，是中国传统服装向现代过渡最为成功的案例，与现代人的生活较为合拍，无论是礼仪场合，还是日常生活，甚至在工装制服当中都能看到其踪影，也就是说，它能适应现代生活需求;
2、从设计角度看，旗袍造型非常经典，个性鲜明，但又没完全固化，为创新设计留有余地和空间，不像和服和韩服已经定型;
3、从文化层面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表，旗袍表现出鲜明的文化属性。但在其现代化过程中，又吸收了许多西方服饰的审美原则、造型理念和技术，这使它变得不那么纯粹，也不那么古板。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生命活力，这是其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
今天的话题是“国服”，但如果视野放开一点，就会发现：其实许多国家并没有“国服”，尤其是一些现代强国，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这不能不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概念呢?是为了表明我们强大?还是表明我们爱国?还是因为我们要弘扬传统文化?
谈到传统，我们都会为之骄傲，因为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但我们在继承传统时，又往往感到迷茫，因为我们的传统太丰富，该继承哪个呢?而且，我们不仅拥有五千年文明史，还有五十六个民族，“包容”、“兼收并蓄”，不仅是我们的美德，也是我们的民族精神，我们的传统从来就不是“狭隘的”，从来就不那么“纯粹”。从服装史上看，从古到今，我们至少经历过五次大的变革：1、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对胡服的引进(这是中原农耕文化对北方游牧文化的学习);
2、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北魏孝文帝对中原汉族服饰文化的推崇(这是对先进文化的学习);
3、 大唐盛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各种胡服盛行;
4、 元蒙和满清两个少数民族统治时期——游牧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丰富;
5、 辛亥革命以来——西方服饰文化的影响。
由此可见,中国服饰文化具有以下特点:
胸怀博大 内涵丰富 与时具进 可持续发展
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直在改变、积累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也正在为未来创造新的传统。上个月，我们学院在奥加美术馆举办了一个题为：“正在改变着的传统”(曾引起争论)，其实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今社会情况下，除了制服，很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人为规定什么“国服”，因为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服饰流行，五彩缤纷，变幻莫测，转瞬即逝。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才如此丰富多彩，无拘无束。赵国人、唐朝人穿上胡服并没变成胡人，今天我们西装革履也还是中国人。那为什么要用某一种样式(像制服一样)来统一和限制人们对于生活的创新呢?这样的想法和思路是否有点“out”了呢?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提出来供大家一起思考。
但是有一点必须肯定：在服装设计中，挖掘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责任和使命，也是设计创新的源泉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在研究、挖掘和弘扬传统的过程中不要忽视目的，不能为了挖掘而挖掘，更不能被传统所束缚，我们的目的是为现代人的生活服务，是创新。我们不能把照搬、复制过去的经典，拷贝传统符号当作设计创新。所谓“继承传统”，弘扬传统文化，主要是在服务现代生活中创造性地运用传统精神和技艺进行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复制和再现历史，制作一些缺乏时尚感的，类似戏装或“山寨文物”一样的东西。
总之，这是一个艰巨的课题，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所谓“古为今用”，“温故知新”嘛!
张总长期以来在这方面苦心钻研，取得了可喜成就，我们当代的许多设计师也都在这方面付出了艰辛和努力，让我们大家感谢他们!支持他们!也希望他们今后取得更大成就，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人类服饰文化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